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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山深处，李梅化名每天都会到村里的儿童早期养育中心，陪两个儿子一起看绘本、做游戏，这是母子当下最快乐的时光。
600多公里外，四川成都，童萌亲子园里，张丽化名作为早教老师，正带着其他家长们做亲子活动。在亲子园工作，让她既照顾到孩子，又能有自己的事业，帮到更多的妈妈和孩子一起成长。她也得以从全职主妇回归社会，重新找到了自我价值。
曾经，她们俩都因为不知道孩子在上幼儿园以前到底应怎么教育而发愁，但自从遇到童萌和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下称“CEEE”的公益项目后，她们和孩子都因此发生了切实的改变。
从成都起步，童萌致力于为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普惠性的亲子早教服务，不仅出版了亲子课教材，积累了可持续运营的成功经验，还对外技术输出服务更多的社区。而CEEE则发挥学术机构的专长，扎根西部农村近10年，为中国农村儿童早期发展开展一系列养育行为干预和行动研究。
孩子在养育中心开心玩耍
俗话说：“三岁看老”。科学研究表明，0-3岁是儿童大脑生长发育最重要的时期，也是生命周期中投资回报率最高的阶段，然而，资料显示由于家长缺乏相关的养育意识、知识和技能，同时政府资源投入不足，商业早教价格昂贵，目前仅有不到20的家庭能接受持续的儿童早期养育、教育服务，导致部分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弱势群体儿童出现认知和情感发育滞后。
坚守着“让每个中国的青少年儿童都能公平地享有优质教育，成长为有能力适应和建设未来的人”的理念，澳门同济慈善会北京办事处资助了童萌、CEEE等关注儿童早期发展的团队，希望创新服务模式，破解社会痛点，探索出一条儿童早期发展兼具公平与效率的路径。
从小处说，这是为了“每个孩子都毫无例外地应该拥有一个最好的人生开端”，从大处说，这是推动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培养，为国家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两个妈妈的故事
张丽出生于农村，考上大学后在城市打拼，经过多年努力在成都安了家。因家中老人在农村且体弱多病，不能帮忙带孩子，张丽在孩子出生后就当起了全职妈妈。全家生计来源主要靠丈夫每月8000元的收入，在每月支付完2000多元房贷、双方老人医疗费、三口之家生活费后，所剩不多。
如同大多数家长不愿小孩输在起跑线上的期待，张丽一直希望给孩子一个更好的起点。她曾经听人介绍过早教，身边也有朋友上过课，但市面上的早教课动辄一、二百元一节，考虑到自家经济状况，张丽只能望而却步，在育儿挑战中自己摸索。
李梅与张丽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却有着相似的困惑。她曾是一位无助的母亲。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刚过30岁的她独自抚养着两个儿子——大儿子4岁、小儿子2岁。
养育孩子曾是让李梅最崩溃的事情。她经常一脸无奈地看着小儿子为了争抢玩具而在地上撒泼打滚、哭闹不止;她在烦躁之际打了孩子，事后却又后悔;她抱着孩子目送丈夫离开，听到的却是儿子的哭喊：“我要爸爸，我不要妈妈!”
面对孩子，她经常会焦虑地想：“到底要怎么教才对?”
两股外部力量的出现，帮助两位妈妈重拾了对养育孩子的信心。
两年前，当宁陕县许家城村里建起了养育中心时，李梅对这个从外地来的机构还心存疑惑。但在当地计生干部的推介下，她带着孩子来尝试上上课。让李梅意想不到的是，养育中心仿佛有一股魔力，吸引着她和儿子待在这里。如今她已经成为中心的常客，经常带着两个儿子在当地养育师指导下，一起阅读绘本和做亲子游戏，帮助发展孩子的语言、认知、运动和社会情感各项能力。
养育中心内，养育师与幼儿及家长互动，手把手教授科学养育知识
在中心，李梅见证了儿子的改变，上了快一年的课后，大儿子第一次开口唱起了歌，小儿子也不再用撒泼打滚的方式来表达诉求。
而在成都，当童萌在社区开办亲子园，以远低于市场主流品牌的一节课30多元的亲民价格提供亲子课程时，张丽马上就报名成为了用户。
“我经常带宝宝来参加活动，平时还能来免费玩玩具、看绘本。”通过亲子活动的体验和日常家长社群的交流，张丽学习到了许多亲子知识，比如幼儿不同月龄的发展，早期阅读对孩子的重要性，以及怎么做亲子阅读，做什么游戏可以帮助孩子成长等。她说：“现在在教育孩子方面我更理性，也更自信了。”
出于对童萌运作理念的认同，孩子上幼儿园后，张丽申请加入社区亲子园的工作团队，经培训上岗成为一名早教老师。现在她每月有3000多元的收入，既能照顾孩子，也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将高质量的亲子活动与儿童早期发展的知识，带给更多像她这样的家庭。
殊途同归的 儿童早期发展 探索
张丽和李梅的改变，源于两个机构对0-3岁阶段儿童早期发展领域的关注。
2014年，孩子呱呱落地，毛磊正在一家公益机构忙于为贫困乡村建幼儿园。他深知儿童早期发展，尤其是0-3岁的阶段对孩子大脑和认知发展的重要性。2万元的费用对于他这样的双职工家庭，还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而在日常工作当中，他也发现不少孩子早期发展环境不容乐观。“我所接触的家庭里，目前有85的0-3岁婴幼儿仍处于‘放养’状态。”这对毛磊触动很大：难道早期教育只有高收入家庭才能享受吗?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所长史耀疆教授对此有更深的感触。从2012年起，他就与团队在贫困的秦巴山区开展长期跟踪调研，发现在样本地区6-30 个月龄的婴幼儿中，已经出现比例较高的认知发展滞后风险，特别是与城市和一些富裕地区相比，差距相当显著。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村照养人缺乏科学的养育知识和养育行为。研究表明，婴幼儿时期的均衡营养和科学养育可以改变基因的表达方式，从而决定儿童潜能能否充分发挥。许多农村家长认为小宝宝吃好穿暖就好了，很少给婴幼儿讲故事、唱歌，觉得讲了婴幼儿也听不懂，婴幼儿因此缺少能刺激其大脑和身体发展的积极养育环境，因而进一步对其早期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针对这些问题，史耀疆教授的CEEE团队与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等关注该问题的学者们组成项目团队，从2013年底开始进行婴幼儿早期发展干预行动研究。为了开发出适合中国农村地区婴幼儿发展规律的养育课程，他们组建了集结心理学家、儿童认知科学家等40多名学者的专业团队，开发发一套本土化的婴幼儿早期发展活动指导教材，形成了主要针对孩子的语言、运动、认知、社会情感这四个发展维度的248个游戏活动。
为了探索运用这套养育指导教材来改善照着人养育行为的有效方式，研究团队于2014年，与当时的国家卫生计生委合作，开展了“养育未来：培训‘养育师’开展入户指导”项目。研究团队将当地农村的计生干部培训为“养育活动引导——养育师”，进入入户家访活动，指导照养人与婴幼儿根据教材进行相应月龄的养育活动，包括看绘本、玩游戏等。经过一段时间的干预后，研究团队进行了干预的影响评估，发现养育师入户指导孩子认知发展的改变取得了显著成效。
差不多同一时期，毛磊的团队也在成都的一个中偏低收入社区里试点儿童早期教育项目。经过一年的测试，他们研发出100来节亲子课和100多个亲子游戏活动，逐步得到社区家长的肯定和欢迎。
这让毛磊意识到，不少中低收入家庭其实是有学习如何科学的养育孩子的需求，但由于我国0-3岁早期教育家庭的公共服务尚未建立，现有商业早教收费又高，导致这些家庭无法获得儿童早期养育的支持。
2016年，毛磊成立了成都童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探索如何通过课程输出和教师培训，让更多的家庭接受到好的早期教育服务。此后两年，童萌不断改善、优化自身的课程产品和服务场景，并在全国各地培训、支持了200余家公益机构，帮助他们在各自的社区里开展免费亲子早教服务。
随着童萌品牌口碑的逐步建立，纯公益模式已难以支撑起机构的发展运作。并且，跟进了参与过童萌培训的公益机构的亲子早教服务开展情况，毛磊发现，免费的亲子早教服务依赖第三方公益捐赠资金，这种模式的资金稳定性不高导致服务可持续性不足。那么，什么样的模式才能够持续为更多家庭提供亲子早教服务呢?2018年6月，童萌启动了第一个实体空间“童萌亲子园”，并开启社会企业的探索，通过由社区提供免费场地、招募全职妈妈共同创业、向家庭收取不到市场价30的服务费用，童萌成功摸索到了持续提供亲子早教服务的方式。截止今年10月底，童萌在全国范围内运作和正在筹备的实体中心达到67个。虽然今年受疫情影响，但社区亲子园仍以每月新增5~10个的速度扩张。
童萌亲子园内，老师在开展早教活动。
另一边，为了进一步提高养育师对家庭的帮扶效率，扩大养育行为干预的辐射半径，同时也让幼儿有共同玩耍增进社会情感发展的机会，养育未来项目从2015年起开始在人口相对集中的村落建设“村级养育中心”。每个村有集体活动的区域，有养育师“一对一”指导家长和孩子进行亲子活动的区域。目前，已有累计超过1万名农村0-3岁婴幼儿及其照护人从该项目中受益。。
如今，这样的场景让史耀疆教授颇感欣慰：小孩安安静静地翻着绘本，不识字的奶奶或外婆，在边上也一起学习：“这是飞机，这是汽车。”而不是坐在旁边，或者抱着手机带孩子。
为孩子投资未来
研究表明，3岁前大脑的认知和发育就完成了80。0-3岁的人力资本投入是“投入产出比”最高的，越接近成人回报越低。据估算，投入早期儿童发展的汇报率可高达1：17。婴幼儿的认知水平对其将来的学业表现、行为以及成年后的收入水平都有着重要影响，发展滞后的婴幼儿在进入幼儿园前就已经与同龄孩子产生了一定的差距。而为西部农村地区0-3岁婴幼儿照养人提供高质量的养育支持，不仅对儿童个人能力的形成和未来发展有所裨益，还对国家人才素质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有着重大意义。
2014年，团队面临项目经费困难时，史耀疆教授曾带着这些研究成果向几家基金会做演讲分享，最后只有澳门同济慈善会北京办事处下称“同济慈善会”抛来了橄榄枝。这是一家由全国政协原常委、全国人大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原副主任、澳门立法会第一、第二、第三届主席曹其真创办的公益基金会，由于创始人对于教育的关心与热忱，同济慈善会一直聚焦于教育领域，以“让每个中国儿童都能接受优质公平的教育”为使命。为了让资助方加深了解，史教授亲自开车翻山越岭，带着同济慈善会团队在西北大山考察了数天。
尽管此前未涉足过0-3岁的项目，但出于对儿童早期发展重要性的认同和对史教授团队的认可，同济慈善会支持了CEEE的首批10个村级养育中心的建设。后来，该项目逐渐获得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并逐步在西北以外的地区推广。
随后，在同济慈善会的支持下，CEEE通过农村教育行动学者计划吸引优秀人才“孔雀西北飞”，壮大了研究团队。三年来选拔了3名海外名牌大学博士、4名国内知名大学博士，扎根于西北农村，为中国儿童早期发展的研究与实践培养注入更多“新鲜血液”。
农村教育行动学者与项目合作伙伴讨论项目设计
今年，CEEE将目光投至0-3岁儿童养育师的培养与支持，和同济慈善会在早期发展养育师的课程标准发展上进行了新的项目合作。想要为广大的农村家庭提供家庭科学养育服务，必须有具备相应能力的人才作为基础。解决贫困农村地区养育师人才紧缺，没有相应的人才培养体系和课程等问题，CEEE在同济慈善会、三一基金会等公益机构的支持下，正在开展相关的课程研发、试用、评审等工作。
“我们要发挥好资助的效能，认准问题，找对人很关键。”打开了一扇窗以后，同济慈善会又陆续资助了多个儿童早期发展的项目，童萌是其长期的合作伙伴之一。同济慈善会跟踪关注毛磊很长时间，发现毛磊身上有种独特洞察力，有坚定的使命感，并乐于反思、创新。创办童萌后，同济慈善会又与其合伙人团队接洽，被他们朴实、实干的作风所打动。
2017年，童萌整体收入中的75依赖基金会资助，服务性创收仅占12。这让毛磊有了很大的财务危机感。这一年，在同济慈善会的组织下，毛磊到了CEEE考察学习，并加入了群岛教育创新创业支持项目。这是由同济慈善会与Aha社会创新学院共同发起的公益项目，专为起步阶段、具有社会使命的教育创业团队提供从理念到方法的综合支持和学习基金。加入群岛帮助毛磊解决了从0到1的问题，支持其打磨好产品，搭建好团队框架和协作方式。2018年童萌实现了发展模式的转型，并逐步实现收支平衡。
“遇到一个好的项目很不容易，遇到一个对的人就更要持续地给予支持，这是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同济慈善会北京办事处主任陈函思说，“我们更看重的是合作伙伴的能力、初心和社会责任感。”
让毛磊最感激的是，同济慈善会给予合作伙伴共同成长的空间。“这是一个非常尊重伙伴的资助方，很愿意倾听我们的思考，给我们创新的空间和试错的可能。”
同样作为同济慈善会的长期合作伙伴，史耀疆教授也说到：“同济是我们的第一拨支持者，也是我们在儿童早期发展事业路上的开创者。与同济慈善会的合作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和信任基础上，沟通成本最低。”
信任合作者，这是从同济慈善会创始人曹其真女士一以贯之的理念。在同济慈善会看来，同济与资助对象并非甲乙方的关系，而是同一条战壕上的战友。
“0-3岁儿童早期发展服务处在从无到有的阶段，过去国家在儿童早期科学养育服务上的投入几乎为零。我们让弱势家庭的儿童有更多机会得到发展，他们的未来也更有希望。”陈函思表示，通过为创新性解决教育问题的公益组织和个人提供资金支持，扩大可负担的优质教育服务供给，以满足每个青少年儿童的发展需求，支持其平等的发展个人潜能，更好地获得适应、建设未来的能力。
现在，同济慈善会已经明确在儿童早期发展的资助方向：一方面资助像童萌这样的技术枢纽性机构，不仅自身有成熟方案和实践经验，还能对外技术输出，带动更多基层机构去开展0-3岁的儿童早教服务。另一方面，同济慈善会也希望继续支持CEEE等专业能力强的学术团队，立足长远，保持前瞻性，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如今，童萌在社区亲子园规模化的道路上稳步前进，CEEE也在持续开展研究、实验与政策倡导工作。相信在公益力量的推动下，在社会各方的合作下，更多像李梅、张丽这样的家长可以不再为自己孩子的养育而焦虑，更多儿童可以拥有更好的人生起点。
